越南代工烟 观察者网“中国经济季度观察·圆桌纵横谈”（上）：对经济一脚“踩油门”一脚“踩刹车

2024年，观察者网重磅推出新栏目“中国经济季度观察·圆桌纵横谈”，在季度经济数据出炉之际，邀请知名经济学家深度“解码”。

4月18日，2024年第一季度“圆桌纵横谈”在上海举行，观察者网特邀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兼新闻发言人姚景源，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李迅雷与会，解读一季度中国经济数据，回应当下公众最为关注的经济和政策话题。

发言环节之后，与会嘉宾与观察者网创始人、成为资本董事长李世默进入圆桌讨论环节，继续围绕中国经济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观察者网新闻中心副主编王慧主持讨论。

观察者网将圆桌讨论环节的嘉宾发言整理成文，本文为上篇。文章未经演讲者本人审阅。

图1 从左至右：王慧、李迅雷、张燕生、姚景源、张军、迟福林、李世默

究竟有哪些堵点？要讲清楚

王慧：很多老师在发言环节谈到消费话题。一季度，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5.5%，其中最终消费支出的贡献率是73.7%，消费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影响消费的因素主要有哪些？这个问题想先请姚老师回答。

姚景源：消费对整个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这么高，一方面，应当说消费有了很大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和另两辆“马车”的贡献率相对较低有关，这是一个相对数。

我认为消费是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基本盘”。当前，中国14亿人已经全面实现小康，我们有全世界最大的内需市场。但是，我们的消费还存在诸多问题。

上周，我在商务部参加小范围座谈会，商务部把今年确定为“消费促进年”。我说，扩大消费，第一，消费得有钱，能不能让大家增加收入？第二，要先减少大家的后顾之忧，现在大家是有钱不敢花，商务部在这方面是不是能做点什么？

我认为，在扩大消费方面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即当前国内大循环还存在堵点。这个问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讲了，政府工作报告也提了。但现在问题来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提到国内大循环存在堵点，到了部委，就是这句话，从省里到县里，还是这句话。一个字不多，一个字不少。

我认为这是典型的形式主义。既然中央说要解决国内大循环的堵点，那么到省里、到部里，有没有人说出来到底有哪些堵点？要有人把它讲清楚，才能针对这些堵点解决问题。

后来我提了个建议，建议商务部把今年列为“调研年”，调研国内大循环到底有哪些堵点，把它们了解得清清楚楚，然后向上呈报给中央，向下告示全国人民，大家齐心协力克服堵点，这才是解决问题之道。

举个例子，去年河南在小麦收割季节遭遇连续降雨，对农民造成很大损失，当时割麦子分秒必争，但是外地收割机来了之后下不了高速。为什么？没办“跨区作业证”。一个收割麦子的收割机，还得办“跨区作业证”，这难道不叫“堵点”吗？所以究竟有哪些堵点？我们有关部门没有讲清楚。

张军：最大的堵点，是大家都不承认自己有堵点。

姚景源：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各项政策要形成合力，但当前在消费问题上，我们是一脚“踩油门”扩大消费，另一只脚“踩刹车”，有诸多限制消费的措施，比如汽车。

中国一季度经济确实稳中有进，开局良好，但回升的基础还不牢固，比如3月份不少主要指标增速低于1-2月份。

以汽车为例，1-2月汽车类零售额同比增长8.7%，3月同比下滑3.7%。但是现在北上广深，甚至海南、杭州等省市，汽车还在摇号限购，哪有这么干的？全世界哪个经济体不是苦于消费不足？我们是有钱不让买。只要合法，政府应该说没有权力去干预商品和货币的正常交换。更何况，我们现在汽车产能利用率才百分之五十左右。一边想要扩大消费，另一边限制消费的行政措施却这么严厉，两只脚同时往下踩，这车能不冒烟吗？

我非常赞成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放到至关重要的位置上来，但我们现在仍存在诸多问题。怎么解决？还是要从根本上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我们恢复经济发展的政策出台的够多了，现在就是要落实。

图2 2023年4月上海车展资料图/新华社

新质生产力有哪些指标？

李世默：张军老师在之前的发言环节中提到，短期繁荣和长期价值之间的矛盾和平衡，或者是短期的放缓和长期的繁荣之间要怎么平衡。我是做风险投资的，我们这个行业在这些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之一，就是包括我在内的风险投资人，之前10年投了很多资本给消费，主要是互联网新消费；但现在，包括我在内，很少有人再投消费。这不是说消费不好，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我从事风险投资20多年，说老实话，以前我们做的工作跟国家政策没什么大关系。但是这几年，我们学到了一个教训：国家想要我们投资的领域，我们可以投，也可以不投，毕竟钱在我手里；但是国家不让你投的领域，你千万不要投。

做风险投资的需要有一种揣摩能力，揣摩国家要我们投资什么，从中就可以猜出国家想从哪个方向去引领经济。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自己得出的结论是，国家认为之前10年我们的经济出现了非常大的资本错配，而且是一种市场资本错误配置，太多资本被投到房地产、互联网平台了，因此希望资本朝另一个方向走。

常有国外的经济学家、企业家问我，这两年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但其实中国的宏观经济、资产负债表、政策工具箱都是非常好的；像以前那样，政府“随便”做些什么就能让经济飞起来，为什么不去做？

我揣摩到现在，想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们国家要想让经济飞起来，很快就可以做到，但这种“飞起来”的经济不是中国需要的经济，中国要的是一种不一样的经济。

这种不一样的经济是什么？比如，想要促进消费很容易，直升飞机往下撒钱，消费不就起来了吗？刚才姚老师提到汽车，如果10年前政府要发钱让大家买汽车，大家也买了，我们国家能从中赚到多少呢？很少。因为当时我们整个燃油汽车行业几乎都是外国资本在主导，我们国家的附加值非常低，我们花钱买的车，利润全是外国人的。现在不一样了，我们买车都买新能源车，附加值都是我们自己的。但是，目前像新能源车这样的行业还很少。

如果有一天，我们花的钱、我们为刺激经济而“撒”的钱，其中多数利润都是我们自己在挣，这样的经济才是我们国家想要的经济。这是我的一个猜测。

刚才提到制造业产能，我们的产能是世界上最大的，比美国、日本、德国加起来还要大。中国每年的制造业产能价值大概在5万亿到10万亿美元之间，5万亿指的是制造业产值，10万亿大约是市场零售终端的价值。但我们的制造业毛利率也就12%到15%，比较低。上世纪70年代，美国产能在全球占比很大的时候，他们制造业的毛利率能达到百分之四、五十，产能的价值是巨大无比的。这个钱现在我们没有挣，都被别人挣去了。如果我们能挣到，就能给实现共同富裕、应对人口老龄化“买单”了。

我们的结论是，国家希望我们这样的风险资本投资的领域，其产能附加值、制造业附加值要能够提高，这只有通过科技以及新的行业实现，如新能源、新材料、合成生物学等。在这些领域，中国从一开始就在引领，这些领域的产能附加值非常高。产能附加值上去之后，我们的消费、我们花的钱，才能让我们自己的企业和经济获得更大收益。这是我的猜想，我也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王慧：今年有个热词——新质生产力。李总分享了投资界的投资逻辑，我想新质生产力也是很重要的。

李世默：这就是我刚才说的，要把产能的附加值提高，或者让新产能的附加值完全是我们的，我想这就可以称为新质生产力。

张燕生：在我看来，新质生产力有三个指标。第一个指标是中国名义GDP占美国名义GDP的比重变化，可以看短期也可以看长期。这需要考虑实质经济、通胀、汇率、管理能力。

第二个指标是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占美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比例，包括创新、教育，包括改革开放，包括规模效应、资源再配置效率。

第三个指标是中国ROE（净资产收益率）占美国ROE的比例，看美国和中国的企业谁更挣钱。中国改革开放45年，有30年在代工贴牌，制造业处在全球低端，靠“汗水”驱动。这个指标看的是一般贸易出口什么时候超过加工贸易出口，全国是2008年，江苏是2014年，广东是2016年，东莞是2020年。也就是说，我们真正实现自立自强，是在2008年之后的十多年。而我们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增速超过10%，是从2016年开始，时间还非常短。

我们谈论新质生产力，就像刚才世默讲的，怎么从低成本、大规模转向高增值，这是下一步要解决的问题。我非常期待今明两年我们的经济能够走出新冠的影响，2024年到2027年能解决转型的一些结构性问题，比如内需，中国需要4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来解决问题。新质生产力是我们解决问题过程中一个比较综合性的指标。下一步是如何带来增加值的提升。最近两年，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地区，这个迹象已经越来越明显。

李世默：比如苹果手机，十年前苹果公司几乎所有的iPhone都是在中国生产的，1000美元的产品，我们只留下了3.5%的价值。刺激大家去买这手机有什么用呢？不还是让美国赚去了吗？但现在这个数字已经到26%了，这是很大的提升。我们能不能在各行各业都重复苹果手机的故事。如果芯片也是我们做的，我们留下的价值就要70%了。

张燕生：但是现在有个特别现实的问题，那就是地缘政治。像苹果iPhone，现在中国大陆供应的零部件占比只有2%，产业链都转移出去了。但在苹果新的产业链，如VR产品，中国供应链占比高达60%，这是因为印度生产不了，不得不在中国生产，只要印度能生产，它一定会转移过去。

图3 苹果CEO库克出席印度第一家苹果直营零售店的开业式图引自“X”平台

开局良好，但基础还不牢固

王慧：“新三样”是新质生产力的代表，但现在我们的“新三样”在出海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阻力。接下来，中国外贸形势会面临怎样的挑战？

张燕生：谈论外贸，第一看外需形势如何。根据IMF预测，估计到2028年全球的需求形势都不会好，这是中期因素。第二，是地缘政治。我在发言中也讲了中间品贸易，即半成品、零部件、原材料的“脱钩”，订单外迁、产业链外迁、技术外迁。第三，我觉得中国企业不得不主动走出去。

现在中国的外贸形势和过去45年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中国企业越来越多地从生产和出口最终产品到欧美，转变成出口中间产品到墨西哥、印度、越南。其次，包括跨境电商在内的新型贸易发展迅速。再次，中国现在开始发展离岸贸易、服务贸易、绿色贸易。

迟福林：咱们的服务贸易出口占比太低了，和全球平均水平相比低了八、九个百分点。

姚景源：我们一季度进出口同比增长5%，这是按人民币算，要是按美元算，要比这个低。

张燕生：按美元计增长是1.5%。

姚景源：所以刚才我为什么说我们经济开局良好，但这个良好的基础还不牢。比如按美元计价，今年1-2月出口总值增长7.1%，3月是-7.5%，里外里掉下来14个百分点。出口的外部环境还是不好，错综复杂。我觉得我们内部也亟待落实一些政策措施。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在出口问题上不要盲目乐观，要看到困难，然后脚踏实地地去解决这些困难。

迟福林：这一点很重要。我们讨论宏观经济，有几对关系要清楚。第一是短期和中长期。就消费来说，如果从短期看，大家的看法恐怕会很不一样，因此要看中长期趋势。我为什么说服务性消费将成为主导性消费，是因为中国老百姓在主要矛盾变了以后，我们政策上的调整力度不大。你说我们用在老百姓的消费需求上，有多少公共消费？又有多少投资？我们要从趋势的角度，着眼中长期，解决短期问题，但现在我们有很多问题都是从短期出发，这是很难得出结论的。

第二是政策和体制。我们出了很多政策，“工具箱”里的“工具”很多，但体制层面没有做调整。比如民营资本，这两年信心不足，具体体现在民营资本投资信心不足，民营资本的投资明显下降。我们有很多具体政策，但在制度上无法确保，大家心里就慌。

第三，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带来的矛盾还比较突出。我们不要把社会问题看得很简单，2035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超过30%，但在社会老龄化方面有多少投资？医疗、教育等等方面，在政府为主导的情况下，可以让社会力量参与进来。政府满足不了的时候，就要用社会力量来做，以满足社会需求，让大家有安全感。

第四，国际和国内的关系。比如欧盟看重中国这个服务性消费大市场，从2012年的400亿增长到2022年的1130亿，年均提高10个百分点。如果14亿人口的消费大市场中超过50%是服务性消费，对欧美国家是巨大利好。

图4 新加坡巴西班让集装箱码头资料图/新华社

你提到的国际出口，我们现在外需中间很大的问题是产业链、供应链区域化越来越突出，中国不能寄希望以欧美为主要市场。我一直主张，东盟可能是中国在中期内必须要考虑的问题，错过这个机会，从长期来看，中国就失去了主动。另外，未来10年，我们和欧美的关系应该不会太乐观，在此背景下，中国要有科技革命，也要找到适合产业链、供应链区域化的替代品。

现在还有个问题，很多规则我们没有利用起来。比如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里面关于原产地的规则多重要啊，日韩企业之间出口时RCEP规则利用率能达到50%-60%，而中国企业出口的RCEP规则利用率只有4.2%，东盟不到1%。政府怎么才能让大家多赚点钱呢？规则要利用起来，现在规则的利用率不充分。

张燕生：我觉得这里面的核心问题是，我们缺少一个专业化、职业化、法制化，类似香港贸易发展局那样的专业机构。

经济内部是一种均衡状态，要尽量确保政策的连续性

王慧：张军老师有什么补充吗？

张军：我们刚才从消费谈起，谈到贸易、新质生产力，这些东西放在整个经济里面，都是内生出来的。比如一谈消费，大家就要看截面，看消费占比怎么样，去跟发达国家比。

我觉得，如果了解消费的演变，会发现它的结构和我们的发展阶段是有直接联系的。比如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人均GDP达到2.5万美元、3万美元，这时候消费增长最快的其实是服务性消费，商品性消费相对是比较稳态的。

所以在消费占比上出现的国与国之间的差别，背后反映的是所处阶段的不同。从这个意义而言，中国现在可能处在两个阶段的过渡期，我们进入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了，但要从门槛发展到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那在未来一、二十年里，中国的消费占比一定会增长，但这种增长主要是服务性消费拉动的。

因此，我们还得有耐心，不能操之过急，如果拔苗助长，反而对整个经济的其他方面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同样的道理，我们的贸易结构也是这样。比如，我们现在如果把主要的精力放到提升高附加值行业，也许能在某些领域中做到这一点，但问题是中国的体制会出现大家都向这方面靠拢，各个地方都会去干同样的事情，在当前劳动力就业压力大的状况下，就会产生冲突。如果各地都把主要精力拿去追逐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就业压力会更大。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一般均衡的概念，经济在一种状态之下，它的各个变量之间是相互影响的。

为什么今天我们需要拥有那么完备的供应链？因为在人口规模、劳动力规模大，就业压力较大的情况下，它可以创造巨大的就业需求。将来我们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行业，包括高附加值产业存在，这是一个大的趋势和方向，但现在也无需太焦虑，不需要通过出台越来越多的产业政策去驱动这个领域过快发展。如果更多的资本都集中到这个领域，实际上会削弱整个经济创造就业的能力。

从这两个角度出发，我认为，无论是谈论消费，还是讨论在外贸出口领域怎样提升附加值，我们最优的政策还是要尽量确保政策的连续性，让经济的转变不要因为政策的快速激进调整，而造成一些断裂，欲速则不达。

我们一直说中国经济韧性强，其实一个很重要的表现是中国经济规模大、体量大，地区差距也比较大。所以，即便我们现在有过强的干预，干预市场在引领资源配置上的方向，希望将这个方向调整到能够带来更多附加值、生产更多高端产品的短期方向上去，但我相信在经济的底部，绝大部分还是受市场驱动。否则我们无法解释，即便我们的产业政策发生了很大转变，甚至强度很大的干预，但中国经济的出口，比如在电动汽车这些领域，仍可以看出它的韧性。

为什么？就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底层实际上是遵循市场的方向，经济还是带有很强的竞争力，它并不完全跟着产业政策走。如果真的完全跟着产业政策走，我觉得现在这个断裂会非常严重。

图5 光伏板整齐排列在位于河北张家口的国家级可再生能源示范区内资料图/新华社

迟福林：我认为中国的整个经济转型，还有10年左右的时间，估计到2035年基本上要结束了，给我们留的时间有限。

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城乡结构、贸易结构、科技结构、能源结构等等，最多有10年左右的时间；在全球经济下降的时候，中国要能抓住这黄金10年。除了刚才张老师讲的，我觉得这一点也很重要，因为这是符合趋势的，即便你不让它做，这个趋势也有生命力，我们未来可能要抓住这10年时间。

张燕生：这里面可能会有一个问题：新质生产力包不包括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我觉得应该包括在内。新质生产力和就业之间，可能不是就业减少的过程，而是就业增加的过程，因为它的结构在转换。

还有一个问题，全国统一大市场有三个市场的市场化改革：服务市场的市场化改革、要素市场的市场化改革、资源市场的市场化改革。这三个改革，从2000年到现在，20年了，还没有攻下来。

到底有哪些渠道来增加居民收入，应有更明确的说法

王慧：关于消费，各位专家分享了很多观点。我们要消费，其实很简单的一件事，就是大家手上要有钱，目前我们国家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是43%，这是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的。这是什么原因？有请李迅雷老师。

李迅雷：我看到的数据，美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是75%左右，印度是80%，日本是70%，都显著高于我们43%的比重。

首先，43%这个数字是抽样调查获得的，我认为存在一定的低估可能性，尤其是中国的高收入阶层，他们的实际收入到底有多少？比如像最近这段时间，一些一线城市豪宅销售火爆，看得出还是有消费能力、投资能力的。

但不管怎么说，这个数字还是偏低的，或者说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在整个GDP当中占比是偏低的。所以从政策角度来讲，应该要增加居民的收入，尤其要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这些内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每次都会提，但提出来之后，到底有哪些渠道来增加居民收入，是否能够有更加明确的说法？

刚才也提到，我们讲到困难的时候，从上到下都是口径一致，但这个困难是如何形成的，没有一个具体的讨论。如果不讨论困难如何形成，那么解决困难的手段恐怕也很难有具体落实。

我的建议是，还是要从财政支出的角度来看。我前面也提到，我们的财政支出主要偏向企业，偏向地方政府。比如，2019年以来对企业的减税降费和出口退税规模都非常大，（2023年）给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超过10万亿，但这其中最终落到居民部门的补贴到底有多少？

我认为还是要多渠道增加居民的收入。增加可以是直接的，就像在疫情期间，不少国家采取发消费券、直接发钱的方式，也可以增加社会保障。前面老师们也提到，随着老龄化的加速，我们的社保缺口越来越大，这个缺口如果没补上，怎么让居民敢消费、想消费呢？

图6 广西南宁市一家农贸市场，消费者选购蔬菜。资料图/新华社

此外，鼓励消费要多样化。现在提到的以旧换新，这是一种促消费的手段，但手段还可以更多，比如服务性消费偏低，那么在教育培训、医疗、保健养老、游戏这些方面，政府的干预是不是可以少一点？

我们要看看民间资本都投到什么地方，他们之所以愿意投，是不是代表这些地方有更多的机会？比如现在引以为傲的“新三样”，仔细研究一下，会发现“新三样”大都以民营企业为主，国有占比很少，这说明民间投资还是在寻找机会，而且很有竞争力。然后，我们再看看为什么有些领域民间投资不愿投了，其障碍、堵点在哪里？

总体来看，我觉得应对当前有效需求不足，有多种办法，我们政策工具箱里的工具很多，但这些工具用得恰当不恰当、到位不到位？比如发消费券，它的乘数可能是3倍，发一块钱的消费券，可以产生三块钱的消费，而搞基建投资可能乘数效应是0.5，投下去一块钱产出只有5毛钱。什么样的投向更合理？我觉得在这方面需要形成一种讨论的氛围，而不是一拍板大家就这么定了。总之，政策工具箱的工具越多，越是要审慎。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