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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牌卷烟自1951年诞生至今已走过了63年发展的历程,六十多年来,“中华”烟以其独特的品味和魅力征服了消费者,赢得了中国第一品牌——国烟的美誉。
解放前,卷烟市场份额大部分被颐中(英美)占领,高级卷烟就是“白锡包”。新中国诞生后,生产自己最好的卷烟品牌这件事也就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海作为卷烟工业的发祥地,自然要担当起这一责任。解放后,上海市军管会接收了国民政府的中华烟草公司。根据上级要求,中华烟草公司承担了生罐装中华香烟产“最好卷烟品牌”的任务。1950年国营中华烟草公司接受了“中华牌”卷烟的研制。当时接受任务是以中华公司厂务科王承翰科长为主,朱尊权(中国工程科学院院士,原郑州烟草研究所所长)和丁瑞康承担叶组配方等具体工作,共同研究生产工艺及原辅材料标准等。曹达(原中华烟草公司副总经理)和搞工艺的同志精心研究设计卷烟配方,并做了一个无牌的样烟。做样烟时,为了安全起见,搞工艺的同志连着两天两夜都在厂里,由大东南烟厂的老板张春申提供美国烟叶。样烟做成后,由当时的华东工业部部长汪道涵同志专程送北京,供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评吸。中央领导评吸后,对这个样烟评价很好。于是,我们就策划要给这个最好的烟起一个最好的名字。因为当时的公司名称是中华烟草公司,故这个品牌也顺乎其名,特为之“中华”。
早期中华
有了“中华”这个好名字后,中华烟草公司在解放日报上登报征集商标图案,广告刊出后,投稿人很多,其中华东美协秘书长画的一个商标最好,那时的商标正面是天安门城楼,深红全底加上五颗金色五角星,两旁两个大华表,下面用金水桥相连结,上部中间印有“中华牌卷烟”五个大字,背面是一个有底座的大华表,中间印有“中华牌卷烟”。
“中华”牌上市后一炮打响,从而使“白锡包”不再名列第一,而中华牌卷烟从此名居首位。
1951年,“中华牌”卷烟在中华二厂投入生产,1952年中华烟草公司并入上海烟草公司后,生产“中华牌”卷烟的任务就转给设备较先进的上烟二厂(即现在的上海卷烟厂)。应当说明,当时“中华牌”卷烟的生产是作为一项政治任务的,当时“中华牌”卷烟的产量虽然不大,但上烟公司和生产厂一直在不断努力改进质量,把它当作政治任务来完成,其政治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生产“中华”烟最大的问题是原料,刚开始生产时,用的原料全是进口烟叶,后用国产烟叶替代,质量不够上乘。1954年,轻工业部食品工业管理局派出工作组到烟厂,就“中华”烟质量问题开展调研。在研究试制国产烟叶替代中,使用了许昌、山东、福建、贵州等烟叶(从一、二级烟叶中选把)。在计划经济的年代,中央规定,上述地区的一、二级烟叶全部调拨到上海,以确保“中华”烟的生产量。同时规定,“中华” 烟配方由食品工业管理局管理,调整配方结构须得到批准。
“中华”牌始创于50年代初,它一问世就以优良的品质蜚声烟草界,由于当时全国保上海,上海保“中华”烟的形势和“中华”产量较少的事实,使得“中华”烟起初有充足的原料供应作保证,难度不在配方,而在于落后的生产设备和落后的生产工艺上。当时制丝车间对加工工艺参数的控制和掺和的均匀性成为了“中华”烟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在当时的情况下,烟厂职工凭着高度的责任心和丰富的经验,确保了“中华”烟的内在质量。
卷烟是特殊消费品,“中华”牌卷烟的特殊性体现得尤为深刻,颇值得回忆。
一是在五六十年代,“中华”牌卷烟是我国政府用于招待中外宾客的指定牌号,外交部门每年向上海卷烟厂定购一批“中华”牌卷烟,主要规格是五十支听装和二十支软包装,既用于国内接待又分发到中国驻外使馆招待来宾。为了运输方便并确保“中华”牌卷烟品质及口感,包装要求特别讲究,如“中华”牌软包每十条用镀锌铁盒密封抽氧真空,每十只铁盒套装木箱用铁皮紧固,供驻外使馆使用一年。
二是“中华”牌卷烟出口始于1954年,受到海外华侨和华人的喜爱,最早的客户是香港德信行和澳门信中行,六七十年代在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上“中华”牌卷烟也是供不应求,到目前为止“中华”牌卷烟出口份额仍占国内出口卷烟首位。
三是“中华”特制听装卷烟曾作为礼品赠送给东欧国家领导人,每年一千听。
四是1968年起中国民航总局向上海卷烟厂定制硬盒十支装与硬盒五支装“中华”烟作为乘坐中国民航航班纪念品,赠送给中外乘客,1978年终止,历时十一年。为了生产5支装的民航烟,厂家也花了很大精力。刚开始时,5支装民航烟由于批量小,用手工包装即可满足需求了,但后来,需求量大了,光靠手工包装就难以维计了。厂家对对原有的一台进口的抽屉式包装机进行改装,这台设备用了几年后,随着民航不能抽烟规定的出台,而停止生产,民航5支装“中华”卷烟也就退出了历史舞台。
五是“中华”牌卷烟长期作为特供商品进入外轮供应公司、友谊商店和华侨商店。由于“中华”烟生产数量有限,市场上难以买到,外宾、华侨与海员在国内购买“中华”牌卷烟需用外币或外汇到外轮友谊或华侨商店购买,被称为特供卷烟。直至中国烟草总公司成立,特供卷烟纳入省市计划才逐渐淡化。
“中华”牌卷烟之所以享誉神州,是因为曾作为“国烟”被周总理在国宴中华香烟上招待来自五大洲的贵宾。尤其是从50年代到80年代年期间,“中华”牌卷烟一直作为特供烟,主要供应对象是驻外使领馆和来华外宾,当时产量一直偏低,无法在市场上销售,这就使“中华”牌卷烟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文革期间,“中华”烟的产量甚至低于50年代,商业部按照“照顾特需、照顾边远、兼顾一般”的原则对全国进行分配。上海卷烟厂开始生产滤嘴“中华”烟后,第一次样品烟是由上海市烟糖公司派专人送到中央。1984年上海烟草公司成立时,“中华”还是作为特供烟,消费者仍不能在市场上买到。1988年全国13种名烟放开价格上市供应,“中华”烟终于和消费者见面了。上市第一天,1条“中华”烟从40元涨到65元,上市不久就被抢购一空。
从1965至1967年,“中华”牌卷烟就出口香港市场。1985年,上海烟草进出口公司成立后的第一年出口820件“中华”牌等沪产卷烟,创汇11万美元,以后逐年上升,1992年出口295520件,创汇3991万美元,出口地区扩大到新加坡等东南亚市场,为国家赚取了不少外汇,同时也为上海卷烟厂引进国际先进卷烟设备提供了充足的外汇储备。
“ 中华”烟是从五十年代开始走出国门的,当时的卷烟出口业务主要依靠土产进出口公司,仅限于销往港澳地区。1985年成立中国烟草上海进出口公司后,“中华”烟的出口业务逐渐步入了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轨道,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每年以开拓十多个市场的速度递增,海外市场不断得到拓展。目前已销往亚洲、欧洲、非洲、大洋洲、北美洲、南美洲等各大洲,遍布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多个免税和有税市场以及国内100多个免税销售网点。“中华”烟在海外市场地位日渐稳固,深受华人、华侨的信赖和销售网点的青睐。1993年,我国政府指定驻外使馆将“中华”烟作为招待外宾用烟,“中华”烟是第一个进入国际免税品商店的国产品。
历史上,中华牌卷烟为适应各种不同的需要,从内在配方到外形包装,曾开发生产了多种多样的新品。首先在内在配方上就有:为国家领导人所需的特制#54中华烟(质量等同于熊猫);为供应有关国外领导人所需的特供#35中华烟;为出口外销市场所需的#15中华烟;以及供应内销市场的#25中华牌卷烟。
在中华牌卷烟包装形式上就有光嘴粗支的软包20支装;硬盒(抽屉式)10支、20支、24支等包装;铁听50支装,铁听形式也分有低听及卷边听二种;以及现有生产的硬盒翻盖式20支装(也曾生产过5支、10支装)等多种形式。
在烟支的规格上也由粗支(光嘴)发展为81毫米长过滤嘴烟以及现有生产的84毫米长过滤嘴卷烟。并在烟支品牌和包装商标装潢上也按不同的产品要求,有华表图案加中文字、华表图案加中文拼音字样以及华表图案加中英文字样等。目前使用的商标及钢印就是延用了历史上设计的华表中英文(拼音)。
70年代中烟标
有收藏烟标嗜好的人都知道早期的“中华”烟标和现在的烟标主图案内容大致相同,却又有质的区别。早期的“中华”烟标中,华表和天安门城楼图案均为徒手画成,因此与实物有较大差异,并略显矮胖,而烟标自然也是显得有些粗糙,为此,当时烟厂于1966年8月4日派专人赶赴北京在天安门城楼处用当时十分笨重的照相机拍下了实物,以照片上的实物作为设计的参照蓝本。
关于“中华”烟标的几次重大变化,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就是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华”烟标上的印金商标改为烫金商标,这一烟标的变化无疑利用了图案的烫金效果,令整个烟标焕然一新,使“中华”的品牌形象骤然提升。
第二,就是在1994年时,烫金印刷改为较为先进的凹版印刷,而烟标的材质也由白卡纸改为裱铝纸。原来的烫金印刷工艺复杂,均为手工操作,印刷效率低,质量也不稳定,显然不符合产量日益增长的需要。而改为凹版印刷之后,效率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印刷质量也不断提高,因此,在当时来讲,这一转变的影响是空前的。以上两次烟标的改变也从侧面反映了烟草印刷行业的发展历程。
第三,烟厂于1998年在原有花式烟品种单调的基础上,逐步发展了多种花样品种,包括一些“中华”大礼盒、各种抽屉式包装等近10个品种,使消费者有了更多的选择,也推动了“中华”牌卷烟市场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