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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一生短暂而渺小,生于尘土,也终将回归尘土,在最平凡的际遇中,爱是不灭的。
导演李睿珺拍片16年了,《隐入尘烟》是他继《夏至》《老驴头》《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路过未来》后的第六部长片。电影入围今年的柏林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被媒体称作“2022华语电影第一道光”。
《隐入尘烟》是一个关于农民的爱情故事,是一个关于土地的故事,更是一个关于生存的故事。在大西北的广阔天地中,各式各样的生命都在循环流动着——麦子、鸡、燕子、驴、一对被家族抛弃的新婚夫妻……
“人的一生短暂而渺小,生于尘土,也终将回归尘土,在最平凡的际遇中,唯有爱是永恒不灭的。”这是李睿珺诉诸在这部长达133分钟的电影中的全部意义。
注:本文涉及少量剧透,介意可直接拖到文末看专访。
《隐入尘烟》,上映日期 | 2022年7月8日
电影是对日常生活的提炼与还原
在李睿珺心中,自己所从事的是一份“在日常中提炼电影,在电影中还原日常”的职业。
在《隐入尘烟》中,一些离人群和日常生活很近的画面与细节随处可见:男主人公马有铁向邻居借来10个鸡蛋孵小鸡,为确保孵化成功,他把鸡蛋放在纸箱内,放上一个大灯泡,再在纸箱上扎上一些小洞散热。当灯泡的光透过纸箱上的小孔星星点点散落在天花板上时,女主人公贵英一时感到新奇,伸手去抓那些炫目的光,马有铁见她欣喜,于是特意又再晃了晃电灯,就为讨妻子开心。在暖黄色灯光的映衬下,两人孩子气地笑作一团。
《隐入尘烟》中,男女主人公孵小鸡的场景
又有一回,在野外,马有铁送了贵英一朵用麦子做成的花,这花不是鲜花,而是一个烙印在皮肉上的记号。
马有铁将麦粒拼成一朵花瓣的模样,按压在贵英手背上,一朵花便“种”下了。马有铁认为:“打个记号,以后就跑到哪里都不会丢了。”
《隐入尘烟》中,男主角用麦子为女主角“打记号”
这些在观众看来很难被设计和虚构的情节,就是李睿珺的真实生活。
电影中孵化的鸡,名叫“电抱鸡”。小时候,李睿珺生活的地方没有母鸡,只能借助电灯的热量去孵化小鸡。至于在纸箱上扎小洞,是为了不让热量过高点着纸箱。这些小细节,都是当地农民靠着一点点摸索总结出来的生存技能。
每年夏天,李睿珺都要帮家里收麦子,收好后,坐在原地等风来,才能将麦子扬起来。等风间隙,无所事事的一家人会围坐在路边分食一只西瓜。为了哄孩子开心,李睿珺的父亲随手拾起掉落在地上的麦粒给他“打记号”。有时,父亲还会丢一个麦穗进他裤腿里,抖上一抖,有倒刺的麦芒顺着裤腿爬上来,痒痒的,总能把他逗得咯咯直笑。
电影中马有铁的扮演者武仁林是李睿珺的姨夫,角色身上很多表达心意的方式,就是出自姨夫本人。
《隐入尘烟》剧照
2010年,李睿珺回老家过年,留意到家中有一条很特别的心形石头项链,姨母告诉他这是“老父亲给女儿量身定制的,只此一条,别无同款”。坐在一旁的姨夫憨憨地笑笑,害羞地低下了脑袋。
原来,姨夫在矿上打工拾到一块白色大石头,想用这石头给女儿做一条项链。春假期间,姨夫整日坐在家中磨石头,直至将石头磨成了一个光滑的、可佩戴在脖子上的心形。心形石头一侧有花纹,中间有孔,面上还刻着女儿的名字。刻完名字后,姨夫还细心地用红漆上了色。一切大功告成之后,姨夫又买来一根金色小链子将项链穿起来。一份“沉甸甸的爱”便诞生了。
这是一个西北汉子对爱的表达方式,朴实,符合性格、身份逻辑,丝毫不会失真。电影中男女主人公的相处细节,便是受此启发而来。
自拍处女作《夏至》伊始,李睿珺就明白自己拍电影是为了呈现普通人的生活。他认为不是自己捕捉到了现实,而是现实启发了他。对他而言,拍电影更像是一种对生活的反哺。
农民与土地
抛开时代背景去讲述一个单纯的乡村爱情故事并非李睿珺的兴趣所在。相反,打动他的,正是人与当下时代的关联。《隐入尘烟》的创意从诞生到落地,前后花费了近7年的时间。2018年以前,李睿珺一直感觉这部电影里缺点什么,但不明白到底缺什么。
直到那年,他回到老家县城,看到大量房子被拆迁,一拍脑门想明白了自己在追寻和探索的究竟是什么——是人与脚下这片土地的关系。
《隐入尘烟》剧照
李睿珺打小在村子里长大,记忆中,学生时代会有“农忙假”。这个假主要分春初夏末两次,春初用于种麦子,夏末用于收割麦子。扛麦子、割麦子、给驴喂草,这些酷暑下日复一日的重复劳作也曾让他感到倦怠和疲惫,但随着年岁渐长,这些生命体验让他对熟悉的农民和土地产生了新的认知与思考,这些思考也最终成为创作中最珍贵的养分。
在电影里,贵英和有铁的生活也围绕孵鸡蛋-养鸡-吃鸡蛋、买种子-耕地-播种-收割-卖粮食的节奏展开。
《隐入尘烟》剧照
古语云:“皇权不下乡。”这也就意味着,在乡以下的村镇内,日常生活的秩序感是靠着自我约束和善意维系的。在《隐入尘烟》里,这种秩序感始终萦绕着主人公马有铁——因具有罕见的“熊猫血”,他不得不三番五次进行抽血去救助承包麦地的老板,老板送他媳妇儿大衣,他说“当是我借的”,坚持用麦子来抵,还称“一码归一码”;即使是在抽血时,马有铁仍不忘为其他农民讨要麦子钱;借了人家一点盖房棚顶需要用的草,秋收时也一定要拿麦子去换。
生命高低起伏、有悲有喜,这对夫妻始终对生活秉持着某种朴素的善意——他们热爱万物、善待万物,养鸡、喂驴、播撒麦子、守着小鸡下蛋、用片砖片瓦共同搭建起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他们或许不为身边人所接纳,但始终被脚下的土地所接纳;旁人用目光将他们区隔开来,但是土地不区隔他们。土地有多包容呢?你就算泼一盆脏水给它,它也马上就吸收了。”土地是海纳百川的,无论是杂草、大树,还是两个破碎的人,都能接纳。
而比起土地上的那些动植物,人类又是幸运的。他们更主动,更有话语权,热了可以去纳凉,冷了可以去取暖。但麦子,一年四季都长在地里,等待着它的只有被收割的命运。正如电影中所言:“被风刮来刮去,麦子能说个啥?被飞过的麻雀啄食,麦子能说个啥?被自家驴啃了,麦子能说个啥?被夏天的镰刀割去,麦子能说个啥?”
《隐入尘烟》剧照
或许正是因为成天同土地与动植物打交道,两位主人公才渐渐收获了一种自信与丛容——在两个农民的眼中,生活发生什么都不可怕,推倒、重建是生命的常态。即使面对死亡,也并不觉得畏惧。
电影中,海清饰演的曹贵英的离去是最沉重的一笔。而她的命运,在春天时便已埋下伏笔:贵英随有铁在地里移植麦苗时不小心铲坏了一根,贵英心疼,有铁却安慰她说:“铲掉了就铲掉了吧,让它给别的麦子当肥料去吧!啥人有啥人的命数呢!”
《隐入尘烟》
这一幕也是对于主题最好的诠释——麦苗虽然被铲死,但它回到土地里又被分解成其他能量滋养活下来的麦子。对农民而言,没有绝对的死亡,麦粒变成麦苗,麦苗变为麦穗,麦穗最后又变成麦粒种到地里,在循环往复中,生命不断变换形式存在着。
在贵英离去前,她和有铁已经在彼此身上感受到了爱,感受到了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和价值。这种离去只是表面意义上的寿终正寝,虽隐入尘土,并不代表就彻底消失了,因为爱与羁绊是不灭的,只是换了一种形式存在。恰如电影最后一个镜头中那株摇曳的莜麦芒——光阴荏苒,万物生生不息。
在星巴克写作的人
《隐入尘烟》是在北京的一家星巴克中写完的。对李睿珺而言,“无星巴克不写作”,星巴克是一个绝佳的创作环境——固定的音乐循环播放着,没有服务员来询问你是否需要加咖啡或甜点,累了抬起头窗外就是喧闹的生活。
2019年,整一年的时间,李睿珺每日两点一线,穿梭在家和星巴克之间。他习惯手写剧本,这样既不用在星巴克占座、抢电源,也方便随时记下浮现在脑海中的场景和只言片语。等手写稿全部完成后,他会专门找个固定的时间将其“誊抄”到电脑文档里。手指在键盘上敲敲打打的过程,也是对创作内容二次梳理的过程。从人物小传到大纲再到剧本,一部电影的雏形就这样渐渐显露出来。
李睿珺在星巴克写作
创作上一部长片《路过未来》期间,李睿珺去海南电影节参加过一次活动。活动期间,有半天的空档,他习惯性搬着电脑来到星巴克。写作到下午,碰到参加电影节的记者来喝咖啡,记者好奇询问:“导演,你在干嘛呢?”李睿珺不好意思地笑笑:“我写剧本呢!”
又一次,在北京的一家星巴克里,偶遇前去谈工作的的耿军导演,他抓拍一张照片发到网络上,称“在星巴克活捉一个写剧本的导演”。
疫情期间,堂食暂停,李睿珺将自己某一个月的写作状态形容为“颗粒无收”。好心的朋友向他支招,建议他去家附近街区的“瑞幸咖啡”门口写作。那里一般会摆放一排长椅,只要点上一杯咖啡,也能坐一天。他笑着采纳。
李睿珺在星巴克写作
在进入星巴克写作前,李睿珺习惯在书店写。2003年,初到北京的李睿珺住北大附近,溜达着就能到达位于未名湖附近的校图书馆,图书馆冬暖夏凉,也是写作的好场所。寒暑假,图书馆若是闭馆,他便跑到中关村图书大厦。
在2003年到2014年11年间,若是有观众去到中关村图书大厦,一眼就能看到一名清秀的男子窝在文学区的一个小板凳上写写画画,他手边是一沓厚厚的A4纸。写累了,就读书。
也是在那栋大厦里,李睿珺第一次读到了苏童的小说《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起初只是被故事名字吸引,但读完一遍就舍不得放下。很快,李睿珺在脑海中开始将这个小说电影化。他迅速将所有文字转换成电影画面,甚至落实到了具体的场景上。
回家路上,李睿珺开始给爱人打电话,说自己要改这个小说,两人马不停蹄开始准备授权事宜。这部诞生于2012年的电影入围了威尼斯电影节,在央六播出,并最终获得了2014年第五届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年度青年导演奖和第四届金考拉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
电影《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
星巴克吸引李睿珺的地方在于其包容性,这与他想在电影中传达的秉性一致。在星巴克,他遇到过形形色色的普通人:每日要从前台抽走厚厚一沓餐巾纸的老爷爷,掏出电熨斗就开始烫衣服的老太太、流浪汉、进门讨水喝的外卖员和快递小哥、蹭空调和WIFI的年轻人……不管他们处于何种状态是何身份,星巴克的店员似乎总能一视同仁地给予他们一个礼貌的微笑。“这些都是我想放进电影里的东西,他们最终也的确被呈现出来了,只不过是以虚构的形式。”
导演李睿珺
王秋璎:故事的主人公是两个被家庭抛弃的农村的边缘人,灵感来源是什么呢?是否有现实生活中的原型?同时电影除了讲人的生存,顺带讲到了燕子、鸡、驴很多生命的生存。
李睿珺:村子里面原来就有这样的个体存在,到今天还有。如果我们把它的范围拓宽一点的话,每一个集体、每一个单位、每一个组织或者每一个小的团队里面,甚至在一个剧组里面,都有那种特别出挑、容易被大家瞩目的人,也有那些默默地站在边边角角、沉默地做事情的人,他/她很容易被大家忽略掉,但他/她又是存在的。你很容易会把目光投向他们:他在想什么?他是怎么去跟这个世界交流的?他是怎么去生活的?他们好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处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边缘的位置,但他们跟我们普通人一样,都想有个家。
这部电影里,除了主人公,燕子、驴、鸡同人是一体的。燕子是每年回来都会认家的,我在村子里筹备时经常去那些七八年不住人的旧房子里看,人都走了,燕子还在那儿。鸡也认家,它在老房子里面孵出来的,下蛋就会跑回去下。人也一样,我住在北京但很少梦见北京,梦境里面的背景都是在老家。这可能就是一种人的潜意识,或者是一种生物性的记忆的本能。
导演李睿珺
王秋璎:《隐入尘烟》中,海清和武仁林两位演员在戏中饰演的角色比重谁会比较大一点?有观众说海清饰演的曹贵英会更被动,您怎么看?设计的时候是出于何种考量?
李睿珺:确实马有铁(武仁林)的比重会大一点吧,关于被动的话,我写的这两个人都很被动,只是说在那样一个环境中,女性比男性要更被动。这就是农村女性很真实的一个生存处境。一个男性再被动他可以凭借体格去卖力气,总能有口饭吃,但女性因为身体先天的弱势很多时候都很无奈,尤其我塑造的贵英这个角色她有严重的残疾、无法生育,这也就决定了她是个被命运抛弃的、与周围格格不入的人。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呈现了很多贵英劳作的镜头,那就是农村妇女的生活。在农村,女性一切都是以方便劳作为优先的,你很少见她们有机会去享受美什么的,是很辛苦的。
海清&武仁林
王秋璎:在这部电影中,很多观众对燕子的活动轨迹感到印象深刻,因为燕子是动物,不受控,不那么好拍,但您捕捉到许多细腻的场景,比如燕妈妈给小燕子喂食什么的,这些是怎么做到的?难度大吗?
李睿珺:我们就是一直在蹲点。前期做拍摄计划时,就考虑到燕子每年飞回来都是有时间规律的,这个时间早不会早过一周,晚也不会晚过一周,我们就一直守在那儿。包括燕子几月份回来、几月份筑巢、几月份说话、几月份离巢,这些我们都提前做好了功课后系统性拉出了一个完整的拍摄时间表。电影中很多场景都是这么拍的,因为一开始就计划在电影中呈现四季,呈现时间的流动,所以包括麦子几月份种、几月份带壳、几月份抽穗、几月份收割……然后几月份种秋菜,几月份挖土豆……我们全部都要做一系列周密的计划。
说是拍摄一年,但你不可能真的在村子里面住一年,演员也未必有那个时间,所以一年也是分五个阶段,把所有东西在不同阶段里拍掉,尽量让拍摄的性价比高一点,否则成本就不可控了。
海清&武仁林
王秋璎: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真正接触到自己喜欢的电影的?受谁的影响会比较深一点?
李睿珺:我大学是学影视广告的,第一部令我感到印象深刻的电影就是大一在视听语言课上接触到的德西卡的《偷自行车的人》,当时它是作为案例分析被放出来的。后来我就慢慢接触到了小津安二郎、安东尼奥尼、阿巴斯、塔可夫斯基……这些对我影响都挺大。
王秋璎:您对自己的定位是怎样的?是一个作者型的导演吗?
李睿珺:这个不太好限定,因为我其实不排斥类型化的叙事,还是看具体的题材本身。但我不能光为了强情节就去做一个类型片,我一直认为剧本和故事是自然生长的,我们要根据它的属性去匹配一种合适的电影语言,这就好比我们不能穿着西服去大排档,穿着裤衩去参加婚礼,道理是一样的。故事和形式不能是单独的两张皮。
王秋璎:您常去电影节,会怎么看待电影节和电影节的奖项?
李睿珺:一开始对奖项是有一个期待在的,这种期待也跟作为一个创作者的不自信有关,就是拍了一部片子,希望得到一个来自外部的正向反馈,这个反馈同时也是一种鼓励。但对电影节奖项的认知就像小孩对糖果的认知一样,随着年纪越大,可能会越丛容。因为,已经知道一个奖项对自己影响不那么大了,不管有没有获奖,这件事最终仍是要做下去的,就是电影是要一直拍下去的。
本文原载于《城市画报》,发表时略有改动;作者王秋璎,编辑席郁兰,肖像摄影付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