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政府是如何管理村子的？古代中国的乡村发展史

乡村是每个国家都具有的基本政治单元。治理乡村，管理乡村，促进乡村与城市的共荣共通是目前我国面临的一大社会问题。中国古代对待乡村采取了什么样的管理方法，它的演变趋势又是怎样的呢？快来和瓷儿一起看看吧！

油画：乡村风景

一、乡村对于中国人的特殊意义

乡村，是人们寄予儿时印象和往日回忆的重要的载体。来自乡村的简单的美好：比如儿时在爷爷奶奶肩膀上、背上、肚腹上不断跳跃的日子，或黑夜里只有煤油灯映照着那一张张褶皱苍老的脸，都是我们为它动情、为它流泪的理由。

从前提起乡下人，人们的眉头都会微微皱起。或是因为酸楚、或是因为不忍，抑或是因为鄙夷和厌恶。总之乡村从诞生开始，就同城市拉开了不小的距离。乡土文化，正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诠释的那样，“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根基。在乡村和乡村的相互联系下，才蕴涵了延绵久远的中华文明。”

镜头下风烛残年的孤寡老人

今天的我们，正在面对着城乡二元融合的困境。城市在不断侵蚀着农村的一切，包括它的价值观念、伦理观念、生活习惯、家庭习俗等等。我们还能够直观地感受到，村子里的一条条清澈的河流如今布满了化学染料，村民们赖以生存的每一座民房也失去了它曾经的烟火气而变得越来越空荡。城里人依旧对乡里人少有好感，现代社会必备的医疗、教育、养老等基础设施也很难在乡村里看到。

二、注重乡村治理形态演变的历史逻辑

虽然我们今日并不会谈到中国的城乡矛盾等大问题，但我还是想把它放在前面，以便引起大家的思考。今日我们要为大家分享的，是传统中国社会进行乡村治理的历史逻辑。同时我们还要关注另一件事，这种治理乡村的逻辑在历朝历代是如何产生变化的。

相传在远古时期，中国的领袖便已经出现了心系天下苍生的理想。帝尧曰：“吾存心于先古，加志于穷民，痛万姓之罹罪，忧众生之不遂也。”荀子在《荀子·王制》中也提出了“君舟民水”的思想。由此可见，传统社会中的“君”与“民”不仅仅是被天然地联系在了一起，并且还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思维行为互动。

后世的尧画像

其中包括常见的相互辅助，共存共治。也包括君民二者的相互独立，甚至是互相矛盾。因此，如何促进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协调互通，便成为了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优化基层组织，便是解决这一担忧的最佳决策范本。如何切实处理好对大众社会的关照，就能够更好的延续国祚，促进君民利益相协调。

三、历代乡村治理形式的沿革举要

据记载，最早的基层官制萌芽于黄帝时代。后来到了商周时期，《文献通考》中这样写道：“井为一邻，邻三为朋，朋三为里，里五为邑。”由此可知，商周时代的基层政权是建立在井田制基础之上的。从原始社会时期人“不知疆界、目无家国”的野蛮状态演变到有组织、有秩序的社会形态，古人总算向前跨出了大大的一步。

秦汉之后，乡官制便作为基层组织的常设制度确立了下来。当时的基层行政组织一般分为乡、里二级，此外还有与乡里平行的亭，主要负责治安相关的工作。刘邦曾充任的泗水亭长，便是一种权责极小的“村社官”。

汉高祖刘邦剧照

汉朝行察举制，因此地方长官的权力由原先的管理和监督权扩大到拥有推举权。而在更基层的乡里之间，还设有三老、有秩、啬夫、游檄等职位。如《汉书》记载，“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不过，乡里之中的这些职务，并不都属于正式的国家公务员编制，乡官多少还能从国家拿点俸禄（斗食），而到了里这一层，里父老等实际上更多的是国家权力对基层有影响力的人的一种认证，是国家权力在最基层社会的一种下渗，也是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之间的一个桥梁。刘邦进入咸阳之后，于灞上与当地“父老”约法三章，这里的父老大抵也就是地方上有影响力的一群人。

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政治动荡，社会分裂加剧。传统社会的地方乡里组织多不能行，地方豪强成为了基层社会的最直接统治者。《魏书》记载：“魏初不立三长，故民多荫附。”魏晋时期的世家大族多围田建堡，直到北魏孝文帝时期才推行了新的“邻、里、族党”三级制度。总得来说，魏晋时期是传统地方行政制度的废弛期。

魏晋士族的高雅享受

隋初曾实行了京畿与地方有别的基层管理制度，但仅仅持续了不长的时间就废止了。《隋书·高祖纪下》记载，“开皇九年，制五百家为乡，正一人；百家为里，长一人。”此时中国全国盛行乡、里两级管理制度。

唐朝“里”、“村”的功能逐渐取代了“乡”的功用，成为了基层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唐代兵制变革，同样也为了更好的控制地方，唐代还在农村广泛的实行了便于互相监督的邻保制度。《旧唐书》记载，“四家为邻，五邻为保。在邑者为坊，在野者为村。村坊邻里，递相督查。”

威风凛凛：壁画中的唐代军队

宋代中国完成了乡官制度向职役制的转变。王安石变法之后，我国地方发展起来了成熟的保甲制度，在乡村建立了“保、大保、都保”的组织体系，保甲制度由此成为我国地方的基本组织制度。保甲制度不仅仅起到了向下维系稳定的作用，而且还同中央政府相联系。负责比如分派税赋、征伐劳逸、仲裁纠纷等的活动，加强了政府对农村社会的控制。

元代政府开始区别“北人”和“南人”，基层组织制度也根据地理位置区分开来。元在北方推行村、社制度，五十户结合在一起组成一社，有社长。村是比社更高一级的行政单位，负责维护地方治安、征办科差等等杂事。明代乡村治理的形式更加复杂，最终形成了南北各异的乡管理制度的差异。犹为重要的是，明代可能是中国历朝历代对民众控制最严的。明朝在地方建立了常设的保甲制度，同里甲制度相配合，对村民进行了严格的控制。

迎接圣旨：明代的监察官成为了要职

清代沿用了里甲制度，在“摊丁入亩”普及了之后，税赋不再以人为对象而是“按地纳银”。此举产生的影响极大，减弱了清政府对地方户籍人口控制的能力。因此对地方的“管制权”被抬升到“统计权”的上方，保甲制度因之而大行其道。保甲之职囊括甚多，包括管理区域内的粮税征收、田宅争辩、词讼曲直、盗贼生发等等。至此，中国传统社会的保甲制度与地方宗族乡绅结合成为了一体，同构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乡间管理的重要部分。

十家总牌：清代保甲制度的遗物

文史君说：

中国传统社会的历代统治者都曾经对统治乡村的方法进行过思考，按照对地方进行控制的强弱分为大概两种特性：一种是在税收任务和社会气氛较为轻松的时期，对地方的控制会变弱；另一种则是在相对必要的时代，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则会加强。无论怎么说，中央控制地方的潮流在我国延续了2000年左右，虽在其中经过了很多次反复与动荡的时代，但是大体的浪潮仍旧塑造了我国乡村“受控且自治”的政治形态。政治变化的方向是与时俱进，贴合实际需要的。因此我们还要抱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眼光去看待中国乡村政治的发展史。各位看官，您说对吗？

参考文献：

沈费伟：《传统国家乡村治理的历史脉络与运作逻辑》，《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王晓娜：《乡村治理秩序：历史梳理与现代构建》，《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7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