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制造没有了富士康，我们还能那么安康吗

城市头条/郑州

没有不被水流过的土地

没有不被商业塑造的城

【富士康对就业做了很大的贡献|来自网络】

我们不能在需要富士康等企业的时候，叫人家“小甜甜”，在出了问题之后，叫人家“牛夫人”。它们和中国制造业相互成就，今天我们依旧需要它们。只是，随着它们成长壮大为一个个“类社会化企业”时，我们又该如何对这种企业进行社会治理而非单纯的企业治理，考量我们和它们之间在未来的成就。

——吾球商业地理

采写|朱亚栋（北京）

主编|王千马

图片|朱亚栋+网络

编辑| 大腰精+哟嚯

制作 | 粉红女佩奇

最近河南郑州老是被刷屏。尤其是富士康因为疫情导致大规模的工人逃离事件引发全网对于富士康以及郑州的讨论。现在热点有点消散了，我们终于可以冷静下来，说一说这件事情了。

谈这件事情，肯定要先看的是，富士康这种企业在中国的发展和现状，然后再来谈论富士康的去留问题。

Vol.1

台商的大陆投资史

富士康在中国的发展的背后，其实是台商在大陆的投资史，这个历史在我们看来，可以分为以下这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在1993年以前，台商投资主要以中小企业为主，投资规模不大，也主要在以福建为中心的地区向外辐射，投资也主要以制鞋，制衣，玩具等为主的劳动密集低技术型的产业；

第二阶段：1994-1999年。随着台商投资开始深入，除继续投资电子电器制造业，基本金属及其制品，塑料制品，化学制品和食品饮料以及娱乐，商业，房地产，金融服务等第三产业的投资，并且涉足能源开发和基础设施领域。在20世纪90年代初，台湾电子产业逐步将部分低技术层次的零部件转移到大陆生产，随着大陆经济的开放，台商的投资地点扩展到以浦东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和北京天津等大城市。开始的项目，主要是像鼠标，键盘和机壳等上中下游配套的产业；

第三阶段:2000-2003年，台商的投资逐步向大型化发展，投资主体扩展到财团型企业。这阶段投资单项金额大，投资产业相对集中，以电子电器产品制造最高，占比42.92%；其次是金属行业占比8.34%；还有食品和塑胶制品制造业，精密器械等，这个阶段如监视器，附加卡，主板，台式电脑转移至大陆的速度成倍增长，笔记本和数码相机产业也开始转移。根据台媒报道，台湾上市资讯电子公司一半以上都在大陆设有制造据点，并且退出大城市向周边区域发展，主要在江苏和广东两省的地区集中；

第四阶段:2003-2007年。由于大陆开放程度的加深，台商投资区域逐渐从珠江三角洲发展到长江三角洲，环渤海产业区和中部地区，这阶段上市公司成为投资主流。根据资料，1999年资产排名前50位的台湾地区大集团中，在大陆设立子公司的有25个。尤其以台塑，鸿海，华新丽华，富士康，华硕及宏基在大陆设立的子公司较多，涉及的行业有化学制品业，金属制品业，电子器材业以及IT业。

这个阶段的投资特点是以掌握先进技术的大型企业为产业集聚核心，带动其他企业分工合作，上下游联动，向配套完善的台资产业集聚和对引入外资有优惠政策的地区集聚，从最早的农业产业园集聚发展到工业园区，高新技术开发区。

【昆山台资云集，被誉为“小台北”|来自网络】

鸿海无疑是作为台商在大陆投资的代表，而富士康科技集团则是其下属的高新科技企业，1974年成立于中国台湾省台北市，总裁郭台铭。现拥有120余万员工及全球顶尖客户群。从1988年在深圳地区投资建厂，在大陆从珠三角到长三角到环渤海、从西南到中南到东北建立了30余个科技工业园区，在亚洲、美洲、欧洲等地拥有200余家子公司和派驻机构。富士康以核心技术为中心，包括：纳米技术、绿色制程技术、平面显示器技术、无线通讯技术、精密模具技术、服务器技术、光电/光通讯技术材料与应用技术及网络技术等成为全球3C代工服务领域的龙头。

目前富士康在大陆的分部有：1．郑州；2．深圳鸿观科技园；3．惠州龙溪；4．佛山；5．武汉；6．南宁；7．昆山；8．淮安综合保税区；9．南京软件科技园；10．常熟厂区；11．杭州钱塘科技园；12．上海松江科技园；13．富士迈半导体精密工业（上海）有限公司；14．太原；15．晋城；16．烟台；17．北京；18．天津滨海；19．廊坊；20．秦皇岛；21．营口；22．中山；23．嘉善；24．重庆；25．成都；26．龙华科技园；27．衡阳；28．长沙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29．重庆综合保税区A区；30．河南鹤壁；31．江苏阜宁光伏科技园；32．河南济源；33．河南睢县；34．山东菏泽；35．贵阳富士康公司——而其中，郑州富士康，深圳富士康，成都富士康在2019年到2021年占大陆出口企业前三，其后分别为：华为终端，中石化，昌硕科技（上海），深圳华为，名硕电脑（苏州），中石油。

整个出口十强可以看到除过两桶油和华为外，不少是台资代工企业。

若以整个榜单的出口总额来看，跻身500强的外贸企业中，至少有16家为富士康或者富士康关联企业。富士康2021年进出口总额占大陆进出口总额越3.6%，进口总额占3.2%，出口总额占3.9%。而在河南，山东，山西，四川，广西，湖南的第一大出口企业都是富士康。郑州超过82%，太原，衡阳，成都，南宁都超过30%。至于在上海，江苏，重庆等地，基本上都有来自台湾的PC代工厂，广达，仁宝，纬创，英伟达华硕等在这几地都有布局。可以说是台商代工厂支撑了中国电子制造业的崛起，而大陆的高素质廉价劳动力成就以富士康为首的台商企业财团的发展。

而作为和富士康粘度最高的郑州富士康，其实是河南郑州和富士康彼此互相成就的。郑州从曾经的小小郑县一路发展为一个被火车拉来的工业大都市，曾有过一段隐忍又憋屈的历史。

Vol.2

郑州和富士康的互相成就

在富士康落户郑州前，郑州的现状是这样的。人口上，本省人流出，远则北漂、南下珠三角、东奔长三角，近则流向武汉、西安，经常不把省城放在眼里；产业上，郑州早年一直依赖水泥、化工等重工业，能耗高、污染重。富士康落地之前，河南高科技产业几乎为零，对于河南来说，看中了富士康品牌及体量，更看重的是产业转型。来了路要不要修？配套的电子产业会不会来？人才会不会聚集？

答案在富士康投产后得到了一一验证。

2010 年富士康的落户是郑州经济结构优化的标志性事件。各大城市都心知肚明，郭台铭身后的巨无霸富士康，意味着大量的就业岗位、税收和GDP创造。

郑州富士康落户的背后还有一串故事。2010年6月20日，时任河南省省长亲自动身，顶着烈日来到位于郑州最南郊的新郑机场，专程等待一位特殊的客人：郭台铭。下午过3时，郭台铭现身机场，在前往附近的航空港区视察路上跟陪同官员谈笑风生，还不忘逗笑自己刚满一岁的小女儿。时任河南省长亲自陪郭台铭参观洛阳关林。而在一个月前，郭台铭仍置身于龙华富士康“十连跳”的风口浪尖上，连觉都难睡安稳，这只能说明一点：河南有富士康想要的东西。

而郑州渴望获取富士康的橄榄枝，并非一两天的事情，早在2007年郑州就特意成立了“富士康集团郑州投资项目推进小组”，并由时任市长亲自挂帅。

但在这三年间，郑州眼睁睁看着富士康在重庆、武汉，甚至河北廊坊落户，就是迟迟没有来郑州。屡试无果下，项目对接成员直接扎根深圳龙华，唯一的工作就是富士康，一面做好情报工作，密切关注进入富士康园区的各路领导人，另一面积极主动出击，向富士康不断自荐。原本无动于衷的郭台铭，在密集的跳楼事件后开始动摇，加快了迁移步伐。

郑州趁此时机，为了表明最大诚意，立即选择“高层谈话”路线进行对接，郭台铭前脚刚到上海考察，时任河南省长后脚紧随而至，大力举荐郑州。意识到机不可失的郑州，直接向海关总署请求富士康通关政策支持，更不用说在土地、税收、招工上的一系列扶持。

对于富士康来说，郑州位于中部省份的中心，交通四通八达，1亿河南户籍人口的基本盘，意味着人力资源极为丰富，它可在短时间内提高富士康全球产能的同时，也能大幅度压缩成本支出，这无疑提高了富士康在全球代工企业的竞争力。而且，当时为了引进富士康，河南和郑州给出的优惠政策力度相当大，几乎涵盖了税收、土地、人才等各个方面，不由得富士康不动心。

富士康和河南的合作始于2010年，2010年11月30日富士康总裁郭台铭来到河南，拉开了全球最大的代工企业富士康进驻郑州航空港区的序幕。双方牵手，各有所需。

富士康的入驻让郑州航空港焕然一新，曾经沉寂的产业园迎来了创维、中兴、OPPO等一系列手机厂商的入驻，手机产业园已然成形，航空港成为河南首个年产值超千亿的产业集聚区，全球每8台手机中，就有一台出自郑州航空港。

【富士康帮助郑州从大郑县走向国际郑|来自网络】

落户河南的富士康，让河南用效率再一次验证了河南人对这个企业有多宠爱。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富士康郑州综合保税区工厂就实现了申报、封关运行，同时也建成了130多万平方米的厂房，以至于在封关仪式上，郭台铭不由自主的竖起了大拇指，大口夸赞“河南效率令人惊叹，河南人，NO.1！”

当然，投产后的富士康也不负河南、郑州政府的期望。作为不沿边、不靠海的内陆省份，随着富士康的入驻，郑州乃至整个河南的对外贸易总量也以肉眼可观的数字暴涨——河南自2012年起外贸总量连续10年位居中部第一，而富士康几乎是撑起了郑州外贸总量的半边天——郑州由过去的“大郑县”，变成如今的“国际郑”，与此同时，它也让过去在珠三角，长三角打工的年轻人回到了郑州。

郑州的出口额的变化体现在这样的数据当中：

2010年郑州市直接进出口总额51.6亿美元！

2011年160亿美元……

2019年郑州进出口总额4129.9亿元，富士康占了81%；

2020年中国出口额百强企业，排名第一的是郑州富士康，出口总额为316.4亿美元，是排名第三华为终端出口总额159.7亿美元的近一倍；

2021年河南GDP5.89万亿元，富士康集团在豫企业实现产值4400余亿元，占比超过了7%；

2022年前三季度，河南全省进出口总值6208.1亿元，其中郑州进出口值4357.4亿元，而郑州进出口总值的大多数都是富士康企业贡献的，郑州市进出口总值占比河南全省超过了70%，而富士康占比郑州也超过了这个数值……

从10年到22年，12年时间，富士康郑州科技园从最初的2条生产线发展为100多条生产线，高峰期用工约30万人，累计为河南培养熟练产业工人300余万人，它是全球最大的iPhone生产基地，决定着全世界50%的iPhone手机产能。

同时，郑州富士康还涉及数百家上下游企业，影响着整个郑州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间接带动近百万人就业。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智能自动化终端生产基地，并通过“头雁效应”带动电子信息产业集聚郑州。

在这次疫情之前，河南和富士康关系真正的处于热恋中如胶似漆郎情妾意的恋人。

但是这次疫情还是把郑州和富士康同时推上了舆论声讨的地步。与此同时，也抛给了我们几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Vol.3

“类社会”组织的管控

今天，很多人大多不知道，富士康已然不单是一个企业，也不是一个单纯的厂子。巅峰时有30多万工人，加上一些中层、骨干家属以及其他生活配套，整个厂区将近40万人。这里有警察局，医院，电影院，超市，快递物流点，大型食堂和城市综合体，就是典型的中国工业小城。而且这里封闭式管理，供应体系自成闭环……

某种意义上，富士康已然是一个全工业化的社区，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工业集群——我们在过去，经常会把这些工厂形容成“社会的一份子”，但事实上，它们本身就是一个小型的社会，我在这里，把它们称之为“类社会化组织”。

中国这些年狂飙激进的发展，让这些类社会化组织，在全国南北遍地开花。除了富士康，还有东莞、番禺、昆山各地的服装厂、电子厂，像番禺旧水坑的诸多日资企业，像胜美达、丰达、牛尾、卡西欧，均是上万人的工厂。更不要说东莞的虎门、厚街和大朗。

除了单一的工厂之外，还有很多一些制造城，更是体量巨大。像位于上海松江的广达上海制造城，便共有8个厂房，超过40000名员工。

某种意义上，这些巨无霸的出现，提升了当地的经济，甚至让当地产生了一定的“药物依赖”。但与此同时，它也对这些企业的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那就是我们不能把管理的责任，全部丢给企业一个人，而需要从企业治理变成更广泛的社会治理——那就是除了政府主导的公共服务机制要触达其每个角落之外，还要建立健全多方联动机制，以及多元参与的社会协同机制。

富士康在这场疫情中的举止失措，在我看来，其实是其面对这样的一个社会化组织的管控的力不从心。本来想“躲进小楼成一统”，但自身的大体量，决定了它发生的一切，都不是一个“个体问题”，而是社会问题。

这也反过来要求，对这样的社会化企业，一方面，在面对重大社会性问题时，不能单纯地以市场机制来应对，而应该紧紧依赖党的领导，和人民的支持。某种意义上，这种领导和支持，是国外一直无法抄袭中国防疫作业的核心原因；

另一方面，作为企业本身，不能单纯地从经济利益的角度去考量一切，而需要肩负更多的社会责任，要对员工的健康，以及与他们相关家庭、组织还有朋友圈的人身安全，做出更多的考量。

话又说回来，尽管富士康成为了疫情的风暴点，让它因此争议缠身，但是，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对富士康不再友好，甚至心生赶走富士康，让华为取而代之的想法。

刚刚看到这样一篇文章，谈到了富士康之于郑州乃至整个中国制造产业的意义，那就是它的角色，不仅仅只是一个在中国有着80万员工的企业，而是美国，尤其是苹果，与中国大地紧密相连的耦合器。

尽管比亚迪当然是中国制造的卓越者，立讯也是，但苹果对富士康的信任，应该远远超过对于比亚迪的信任。显然，比亚迪可以取代富士康在苹果产业链中的地位，但是，囿于中美之间贸易摩擦的原因，它所代工的苹果只能在中国内地市场销售，很难获得出口。换句话说，就是本土制造本土销售，这样一来，它的价值就大打折扣。相应的，中国的劳动力，也就没有办法依靠外汇来获取财富。

这带来的后果便是，“富士康一年320亿美金的出口，将会烟消云散。不仅富士康20万的员工，还有周边辐射的上百万关联企业，还有大量的技术升级红利，都会消失。”

众所周知，近年来，由于中国经济下行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已经迫使部分外商撤出中国。美中贸易战引发的中国输美产品加高关税，也加速了外资移出生产线。全球供应链的重组，冲击了中国制造业，并带来了严峻的就业危机。

所以，我们需要认真对待这些曾经为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台资，港资，还有其它资们。我们不能停留在只注重如何引进它们，更需要注重在遇到问题时，如何一起帮助它们度过风浪的洗礼——除了积极应对疫情的冲击之外，还有解决物流受阻、原物料供应短缺，以及油价飙升、通货膨胀、利汇率波动、劳动力短缺、以及企业为回应ESG（环境、社会、公司治理）议题而积极调整运营模式等因素所带来的整体运行成本的上涨……而不是在它们出现问题之后，冷漠以待，最终加速推动它们的离开。

我们绝不能忽视这样的报道，那就是“中国制造业幕后的大亨们都在准备转向”。美国彭博社指，美中贸易战已让台湾企业家重新考虑在中国的业务。鸿海科技、英业达、广达电脑、仁宝电脑这四家台湾制造业大厂，也开始有了撤离中国的计划。

报道说，鸿海富士康仍在中国超过30个城市设有工厂，不过近来已在印度扩大生产旧型iPhone，也在美国威州建设生产服务器及面板零组件的工厂。

【富士康开始心仪印度？|来自截图】

还有消息指，英业达已有意将越南的兰花种植场改建为工厂，并且已有部分生产线移往马来西亚及台湾桃园。

广达电脑也决定要回桃园生产旗舰产品，并有意扩建美国的数据中心，以及在泰国设立子公司；

仁宝电脑则决定将部分产线移回桃园，或转到越南。

报道指，虽然这些转向都只是刚刚开始，但是“任何离去的，都不会马上就回来”。

这让我们不由得感慨，台资用了近三十年的时间，走向了大陆，我们不能用几天的时间，就让前功尽弃。这些声音哪怕是危言耸听，但对中国制造业来说，无疑是一次及时的警醒。

我们很难想象，郑州失去了富士康，还能那么安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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